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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那要等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妈妈不知道。可能要很久。但等待时，种子仍然在，在黑暗中，等待阳光。”

    莱拉似懂非懂地点头，但接受了这个解释。孩子适应力惊人，很快学会了在不同场合切换表现：在士兵面前，她是安静、顺从、略显迟钝的渔村女孩；在家人和信任的村民面前，她是好奇、聪明、热爱学习的孩子。

    1575年夏天，发生了两件事。

    第一件事：托莱多少尉宣布要“修复”废弃的航海学校遗址。“作为历史遗迹，应该保存，”他说，但贝亚特里斯坦怀疑他真正的目的是彻底搜查那个地方。

    修复工作持续了三周。士兵们清理了废墟，加固了残墙，建了一个小纪念碑，刻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铭文：“纪念恩里克王子，航海事业的奠基者，他的精神指引葡萄牙与西班牙联合探索世界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在篡改历史，”安东尼奥愤怒地低语，“把恩里克王子变成西班牙-葡萄牙联合的象征。”

    “但至少遗址本身被保存了，”贝亚特里斯坦更实际，“而且，他们搜索后没有发现我们的隐藏点——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。”

    第二件事更令人不安：拉古什的教区神父被调离，换来了一个年轻得多的神父，名叫伊尼戈神父，来自西班牙，热情而严格。他立即宣布要“强化萨格里什的宗教生活”：每周两次弥撒，每日祷告会，对孩子们的教义问答更频繁。

    “他在寻找异端，”索菲亚在秘密会议上说，“我听过他布道：强调绝对服从，单一真理，怀疑任何‘非正统’的知识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玛利亚婶婶担忧，“每月一次弥撒我们已经配合，每周两次……而且孩子们要被单独问话。”

    贝亚特里斯坦思考着。直接拒绝不可能，但完全配合意味着更多暴露风险。

    “我们配合，但控制信息，”她说，“教孩子们标准答案，统一口径。同时，让几个年长村民表现得特别虔诚，转移注意力。”

    “扮演角色，”马特乌斯领会，“像剧场一样。”

    于是萨格里什上演了微妙的戏剧：玛利亚婶婶成为最热情的礼拜者，每次都坐在前排，大声回应，泪流满面；几个村民“偶然”被听到批评过去葡萄牙的“错误”，赞扬西班牙带来的“秩序与纯正信仰”；孩子们背诵完美的教义答案，但一问到具体知识就“记不清了”。

    伊尼戈神父似乎被这些表现迷惑了。他在报告中写道：“萨格里什村民简单而虔诚，虽然偏远但信仰坚定，没有异端污染迹象。”但他没有完全放松，要求增加告解频率，希望通过忏悔发现隐藏的罪。

    1575年秋天，贝亚特里斯坦收到了佛罗伦萨的来信。由于通信困难，这封信历时四个月才到达，通过复杂的漂流瓶和渔船网络。父亲贡萨洛写道：

    “……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控制正在系统化。菲利普二世承诺尊重葡萄牙法律和特权，但实际在逐步替换官员，控制军队，影响教会。你们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。

    我们也在调整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面临压力，要求限制‘可疑外国人’的活动。我们准备分散：我可能去波兰的克拉科夫，那里学术环境相对自由；伊内斯考虑英格兰，虽然有风险但可能更安全；莱拉暂时留在佛罗伦萨，她的医学网络难以迁移。

    但无论我们去哪里，灯塔网络会继续。我们建立了新的通信密码和中间节点，即使更分散，仍能保持联系。

    对于你们在萨格里什：生存优先。配合表面要求，保存内在核心。记住，压迫性系统往往会产生自己的盲点——官僚惯性，官员腐败，士兵无聊。寻找这些盲点，在其中创造自由的小空间。

    最重要的是保护下一代。莱拉现在七岁，正是塑造世界观的关键年龄。教她真实的历史，即使必须秘密地教；教她批判思考，即使必须伪装地教；教她人的尊严，即使环境否认它。

   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回到葡萄牙，但葡萄牙的精神可以在你们身上，在你们教给莱拉的东西中，继续存在。

    分散但相连。光不灭。”

    贝亚特里斯坦读着信，泪水无声滑落。父亲六十七岁了，还要再次流亡。母亲六十五岁，可能要与父亲分离。而她，三十六岁，在祖国的土地上却像异乡人。

    但她没有时间沉溺于悲伤。她把信的内容记在心里，然后烧掉信纸。灰烬落入火中时，她默默发誓：无论多么困难，她会守护萨格里什的精神，守护家族传承，守护女儿的未来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她教莱拉认识南十字座——那个指引葡萄牙航海家绕过好望角、也指引她祖父航向印度的星座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这个星星组这么重要？”莱拉问。

    “因为它只在南半球看到，是航海者的关键坐标。葡萄牙人发现它时，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全新的海域，全新的世界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现在还能用它导航吗？”

    “能。但更重要的是记住：星星属于所有人，不属任何国家；知识属于所有人，不属任何权力。葡萄牙人曾用星星探索世界，但后来忘记了星星的真正意义——不是为征服指路，是为理解指路。”

    “我要记住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宝贝。记住这个，记住很多事。即使不能说出来，也要在心里记住。”

    她们坐在海边，星光洒在大西洋上，波光粼粼。远处，西班牙营地的灯火闪烁，像地上的星星，但那是监控的光，不是指引的光。

    贝亚特里斯坦抱着女儿，感到一种深刻的矛盾：悲伤与希望，脆弱与坚韧，孤独与连接。在这个被占领的土地上，在这个监控的村庄里，她和女儿坐在一起，看着与先祖看到的同一片星空，传承着被禁止的知识。

    风很大，但烛光在灯笼里，微弱而坚定。

    二、克拉科夫的新生

    1576年春天的克拉科夫，维斯拉河刚刚解冻，带着上游的残冰缓缓流淌。贡萨洛·阿尔梅达站在河岸边，看着这座东欧城市的独特天际线：圣玛丽教堂不对称的双塔，瓦维尔城堡的宏伟轮廓，以及远处大学建筑的朴素身影。

    六十八岁了，他再次成为流亡者，但这次是自愿的选择。佛罗伦萨的气氛越来越压抑，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压力下开始限制外国学者的活动。波兰则不同：这个王国相对宽容，宗教多元，克拉科夫大学是欧洲著名的学术中心，吸引了来自各地——包括天主教、新教、甚至犹太教——的学者。

    “阿尔梅达教授！”一个年轻的声音呼唤。贡萨洛转身，看到他的助手雅各布匆匆走来。雅各布是波兰本地人，二十岁，在克拉科夫大学学习，自愿担任贡萨洛的助手兼翻译。

    “雅各布，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好消息！大学图书馆同意接收您捐赠的部分手稿副本，放在‘特殊收藏’区。虽然不能公开阅览，但至少保存下来了。”

    贡萨洛点头，感到一丝安慰。从佛罗伦萨出发时，他带来了家族文献中最关键的部分：父亲若昂的《帝国的代价》完整手稿，与拉吉尼合著的《海洋连接的世界》初稿，以及他自己关于葡萄牙改革的论著。其他副本已经分散：一份在英格兰伊内斯那里（她最终决定去伦敦，利用那里相对活跃的出版环境），一份留在佛罗伦萨莱拉处，一份藏在某处等待未来。

    “还有，”雅各布压低声音，“您想见的人同意见面了。明天下午，在大学天文台。”

    贡萨洛的心脏跳快了一拍。他想见的人是尼古拉·哥白尼的前助手，也是克拉科夫大学的天文学教授。虽然哥白尼已去世三十多年，但他的日心说理论在这里仍有研究，尽管需要谨慎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贡萨洛在大学天文台的顶层见到了扬·马切约夫斯基教授。老人七十多岁，瘦削，目光锐利，正在调整一个巨大的铜制星盘。

    “阿尔梅达，”马切约夫斯基没有回头，“我读过你父亲关于阿拉伯星象学对欧洲航海影响的文章。很有趣。”

    “您读过？”贡萨洛惊讶。那篇文章只在灯塔网络内部分发过。

    马切约夫斯基转过身，微笑。“知识有自己的流通网络，不总是通过官方渠道。就像哥白尼的思想，虽然被禁止，但仍在传播。”他示意贡萨洛看星盘，“这个仪器，结合了托勒密体系的计算和阿拉伯的改进。但如果我们接受哥白尼的模型，整个计算系统需要重建。”

    “您相信日心说？”

    “我相信数学描述与观测的一致。哥白尼的模型更简洁，更优雅。但公开说这个……”老人耸耸肩，“需要智慧。就像你，谈葡萄牙的帝国代价，但在克拉科夫而不是里斯本谈。”

    贡萨洛明白了。这是一个测试，也是一个邀请：进入克拉科夫的知识网络，那个在官方教义之下，秘密交流“危险思想”的网络。

    “我来这里，”他坦率地说，“不仅是为了安全，是为了继续工作：保存被边缘化的知识，促进跨文明对话，为不同的未来做准备。”

    “不同的未来，”马切约夫斯基重复，“有趣。但波兰也有自己的帝国野心，自己的宗教冲突，自己的压迫。没有乌托邦，阿尔梅达。只有相对的空间，和必须持续的斗争。”

    “我明白。我不寻求完美，只寻求可能性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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